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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面對面|張改平委員:調整農民養老金,解除有償退地后顧之憂

來源:猛犸新聞·東方今報 2020-05-24 07: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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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猛犸新聞·東方今報首席記者 王姝

  隨著農業規;、集約化發展,2016年起國務院提出推進進城落戶農民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試點。近日在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河南農業大學校長張改平建議審慎擴大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的參與群體,允許農村孤寡老人、60歲以上老年農民和喪失耕種能力農民自愿有償退地,并將農戶自愿有償退地的轉讓范圍從本村擴大到本鄉鎮或本縣域。

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為基礎的土地制度,制約了農業現代化的順利實現

  “我國農村現行的以土地承包經營權為基礎的土地制度,曾經為解決溫飽問題和推進改革開放作出巨大貢獻。但隨著改革開放40多年來社會生產力持續提升,農戶獨立生產、分散經營的生產關系一定程度上制約了以規;、集約化為主要特征的農業現代化的順利實現,制約了工業化、城鎮化發展的順利推進。破解這種制約,根本出路在于對土地制度進行前瞻而審慎的深度改革。”張改平表示,一方面應逐步推動農民從依靠土地保障向依靠社會保障的制度轉變,審慎擴大農村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群體,另一方面逐步推動農村土地適度規;洜I,將農村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為農業現代化、工業化、城鎮化健康協調發展提供強勁動力。”

  記者了解到,在2019年全國“兩會”期間,張改平曾提交“關于擴大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群體”的提案,農業農村部在回復中指出,下一步將繼續指導地方依法開展農村承包地有償退出試點,逐步建立健全承包地有償退出機制。 2019年,張改平承擔了中國工程院咨詢研究項目“以適度規;a為目標的土地承包權退出機制研究”,選取 10 個農業農村部第一、第二批農村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試點市縣區及110個非試點市縣區開展調研。今年基于調研情況,他繼續提出推進以適度規;a為目標的土地承包權退出的建議。

目前法定參與群體為進城落戶農戶,部分群體難以實現“有償退地”

  張改平說,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村土地承包法》關于農村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的政策法規,對參與群體的界定主要針對的是進城落戶農戶。他在調研中發現,一方面有著有償退地意愿的群體并非僅有進城落戶的農戶,農村孤寡老人和喪失耕種能力的中老年農民的有償退地意愿更為強烈;另一方面,有些村集體作為發包方沒有足夠的經濟實力支付農戶自愿交回承包地的補償款,符合條件的農戶自愿有償退地的愿望難以實現。

  “基于以上原因,建議國家在進一步完善農村土地政策法規的過程中,審慎擴大土地承包權有償退出的參與群體。”他認為,一方面要在引導進城務工落戶群體自愿有償退地的同時,允許農村孤寡老人、60歲以上老年農民和喪失耕種能力農民自愿有償退地;另一方面,將農戶自愿有償退地的轉讓范圍從本村擴大到本鄉鎮或本縣域,農戶自愿有償退地的愿望更容易實現。

建議調整退地農民基礎養老金,解除退地農戶的后顧之憂

  張改平在調研中發現,由于各地自愿退地的一次性補償標準一般接近于國家征地補償標準,對農民的吸引力不大;由于農業產業的高風險、低利潤造成土地流轉主體經營收益不穩定、償付能力不穩定,一些農民認為土地流轉收入并非持續穩定可靠的生活保障來源。與這兩種方式相比,更受農民關注、與有償退地意愿關聯度最高的因素是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中的基礎養老金。

  據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8年規定的60歲以上農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是88元,各地隨即根據經濟發展水平制定了不同標準。以每人每月計算,2019年部分省市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分別為:上海1010元,其松江區退地農民另外享受人均784元的土地退養補助金;北京800元;天津307元;西藏180元;廣東170元;江蘇148元;寧夏143元;福建123元;湖南、湖北、云南、吉林、河南103元。

  張改平表示,在調研中農民普遍反映,如果國家發放的基礎養老金達到或接近當地人均基本生活成本,比土地流轉收入更為持續穩定可靠,能夠解除退地后缺乏生活保障的后顧之憂,有償退地將成為農村孤寡老人、60歲以上老年農民和喪失耕種能力農民這三種農戶群體的自愿選擇。

  “農民自行估算的人均基本生活成本在中西部欠發達地區普遍為500-600元,在東部地區普遍為600-800元,在北上廣地區普遍為1000元左右。這個數字在同地區城鎮近郊和傳統農區略有差別,城鎮近郊農民人均基本生活成本一般高出100-200元。”他說,基于以上原因,建議國家在深化城鄉居民統一社保制度的過程中,將農村孤寡老人、60歲以上老年農民和喪失耕種能力的農民這三種農戶群體的基礎養老金逐步調整到同地區城鄉居民生活成本的水平線,解除退地農戶的后顧之憂,為引導農戶自愿退地、推進農業適度規;l展創造政策條件。

一些村集體無力支付農戶“退地”補償款,建議深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份制改革

  在調研中,張改平發現不少農村成立了村級集體經濟組織,也有一些農村利用集中流轉的土地發展集體經濟。但是受制于土地流轉價格遠超歐美農業發達國家土地租賃價格,受制于傳統農業尤其是種植業風險高、利潤低、比較效益低下,集體經濟組織往往發展乏力,一些村集體作為土地發包方沒有經濟實力支付農戶自愿交回承包地的補償款。

  “建議國家研究出臺更加有力的政策措施,進一步深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股份制改革,以便充分發揮管理集體資產、開發集體資源等作用。”張改平建議,在實現集體成員身份認定與現有股權配置的有效銜接的基礎上,進一步探索和解決股權的繼承流轉權能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規范運作等關鍵問題同時,推動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完善治理結構,健全各項制度,形成“用制度管權、按制度辦事、靠制度管人”的長效機制,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因地制宜健康可持續發展壯大,使其有能力支付農戶自愿交回承包地的補償款,形成適度規;a與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相得益彰的良性態勢。

責任編輯:蘭明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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